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智慧互联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贸易与生产网络的兴起促使传统要素性经济模式开始转变。二十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peter）正式提出了创新的概念，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创新已成为驱动地区参与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我国，创新型城市是实施创新驱动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深圳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创新发展路径，已成为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之一。研究深圳的创新发展史，对理解创新产业链的各种要素及其形成过程有着重要意义，也对未来的城市产业规划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深圳变化 ©ISA
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如深圳这样，在40年间发生如此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从农业经济到知识信息经济，从1979年GDP仅为香港1/172的小渔村到2018年超过香港成为活力四射的一线城市，深圳已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
2020年深圳GDP居全国第三，财政收入居全国第三，出口总额连续28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境内A股上市企业285家，居全国第二；独角兽企业20家，居全国第四。
在创新投入方面，根据深圳统计局统计，202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1364亿元，占GDP比重达4.93%，居全国前列，2020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02万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9.4%，占广东全省总量的71.9%，连续17年排名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截至2020年，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8万家，培育了华为、大疆、腾讯等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
那么，深圳是如何一步一步走上这条创新发展之路的？接下来我们将从深圳创新源起，到产业园、科研资源等多个纬度，逐步揭开深圳创新发展的神秘面纱。
深圳的自然地貌决定了其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与产业布局形态，创新空间依托产业布局，由点及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的创新网络结构。
深圳的地势特点，东南高、西北低，大部分为低丘陵地，间以平缓的台地。西部沿海一带为滨海平原，从南到北可分为半岛地貌带、海岸山脉带和丘陵河谷带等三个地貌带。而这三个地貌带决定了深圳城市空间结构不可能像平原地区那样形成连片发展的紧密布局。
深圳地貌特点 ©ISA
深圳地貌特点
城市的产业布局同样受自然地貌的影响。上步（最早的工业开发）一带的台地坡度在3°以下，对城市的开发建设极为有利。从特区外来看，90年代以来，宝安、龙岗区镇的快速扩展也是集中在地形比较平缓的各个墟镇，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特征，自然地形的烙印非常明显。
深圳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 ©ISA
深圳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
深圳卫星图 ©ISA
据陈东炜等学者（2019）的研究，深圳创新空间在2005-2017年之间不断趋于集聚，从最初的零散起步，到核心逐步集聚并向外围轴向拓展，目前已形成多中心网络格局。
2005年：零散起步发展
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1400亿元，占本市生产总值的28.4%，专利申请量突破2万件，在全国中大城市中位居第三，PCT国际专利申请超过700件，居全国中大城市第一位。
在这一阶段，深圳市创新产出主要分布于龙岗区（依托华为坂田总部）、南山区（依托高新科技园）、宝安区（依托福永街道）、福田区（依托车公庙、华强北），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创新活动分布，未形成创新集聚优势。
2005 ©ISA
2008年：核心集聚初显
深圳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3%左右。经国家发改委批复，深圳在2008年成为我国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
在空间格局上，南山区成为全市创新产出最高的行政区，龙华区位列第二，宝安区、福田区位列第三、第四。华为坂田总部基地周边仍然是深圳创新产出最活跃的地区，但是由西丽大学城-留仙洞产业基地-高新园-深圳湾串联起来的大沙河创新走廊已经成为深圳全市创新产出集聚的核心区域。
大沙河创新走廊由南山区政府于2008年提出，集中深圳80%以上的创新资源，是一项以企业为中心、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创新型工程。
2008 ©ISA
2011年：中心持续极化
2010年7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深圳城市创新产出进入中心持续极化的空间格局。南山区创新产出继续保持全市第一，宝安区依托紧邻南山区的区位优势，沿广深高速形成西乡、福永两个创新节点。坂田华为总部基地周围依旧保持全市创新活力最高的位置。
2011 ©ISA
2014年：外围轴向拓展
2014年，深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山区与宝安区创新产出齐头并进，其中高新园片区已超越坂田华为总部基地，成为全市创新产出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整体而言，深圳形成了以南山一福田为中心，外围沿西部发展轴（广深高速）、西部发展轴（莞深高速 — 龙大高速）、东部发展轴（沈海高速）多条轴带拓展的放射状创新空间格局。受传统广深发展轴线影响，西部发展轴的创新产出要优于中部、东部发展轴，尤其是东部发展轴上创新产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05-2014 ©ISA
2017年：多中心网络格局
2017 年，南山区创新产出继续位列全市首位，但前海合作区取代了高新园，成为全市创新活跃程度最高的地区，南山区形成了 “前海 + 高新园”的双轮驱动的创新空间格局。在南山区 “前海 + 高新园”创新双核之外，其他地区围绕创新节点形成了区域创新集群，深圳创新空间发生了由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网络格局的演变。
05-2017 ©ISA
在了解了深圳创新空间的演变过程后，或许你会好奇，这些创新空间所承载的产业又是如何发展变迁的？深圳创新产业为何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在了解深圳创新产业是如何发展的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深圳产业发展历史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深圳的四次转型过程”。
10-深圳四次转型 ©ISA
第一次产业转型（1985-1986）
从贸易流通业转向传统制造业
1985年以前，深圳的经济主要依靠贸易，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工业比重则太低，被当时的国内外学者批评“是主要赚内地人的钱”。因此在1985年11月，国务院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中央的七五计划也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继续积极引进技术的同事，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给国家多创外汇”。深圳开始了第一次产业转型，从1986年到1988年，用三年的时间基本形成了外向型的工业结构。
第二次产业转型（1993-1994）
从传统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深圳在90年代初便开始在科技工业领域有所作为，出台了一些高新技术政策，但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深圳的命脉产业，是从1993年开始的。从1993年到1994年底，深圳市科技部门连续推出了多部政策文件，并成立了科技成果交易中心、技术经济厅及知识产权审判部门等机构。1995年4月，深圳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加快发展，吹响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号角。
第三次产业转型（2005-2006）
从高新技术产业转向现代服务业
2005年，在中共深圳市委第四次党代会上，使人市委书记、市长的李鸿忠正式提出“深圳要在继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金融和物流三大支柱产业的同时，努力把文化产业培植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同年，首届文博会召开，成为与“高交会”并列的深圳最重要的展会之一。而在2017年，市政府发布的“一号文件”确定为《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代表了深圳决心进行第三次产业转型，而转型的目标就是现代服务业。
第四次产业转型（2011-至今）
转向更高质量的“双区驱动”城市建设
在产业上并无太多变化，仍然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为主，但在2011年发布的《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升城市建设质量。在2021年深圳市第七次党代会上，也提出“深圳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的黄金发展期。“
结合前述深圳创新空间的演变过程大概能够看出，从改革开放到深圳第三次转型前（即1985-2005）的二十年间，深圳创新产出主要分布于龙岗区（依托华为坂田总部）、南山区（依托高新科技园）、宝安区（依托福永街道）、福田区（依托车公庙、华强北），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创新活动分布，未形成创新集聚优势。
那么为什么在早期的深圳，这些片区能够成为日后链接深圳整个创新网络的“星星之火”呢？
根据张祯波等学者研究，创新型城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
创新资源——指创新活动的资源，包括人才、信息、知识和经费等；
创新机构——是创新活动的行为主题，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和政府等；
创新机制——指保证创新体系有效运转，包括激励、竞争、评价和监督等机制；
创新环境——指维系和促进创新的保障，包括创新政策、法律法规、文化等软环境，信息网络，科研设施等硬环境，以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外部环境。
我们将这些创新要素对应到早期深圳发展史上来看，其实可以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深圳最初的科技创新源动力是企业，是市场；
第二，支撑深圳企业不断创新的，是众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创新政策。
深圳社会自发连续产业升级机制 ©ISA
深圳在1996年才成立第一所高校研究院（深圳清华研究院），2001年开启合作办学（哈工大深研院、清华深研院与北大深研院），所以在早期创新发展过程中，大学及研究机构等科研资源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1978年以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实行计划体制，首都以及上海、南京、天津、东北等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地区科学中心。而在1978-2018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体系重心大规模向沿海地区偏移，但科学资源布局却未随之调整，导致科学系统与经济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空间错配的现象。
中国GDP重心转移 ©ISA
全国985211高校分布 ©ISA
不仅如此，国家投向华南地区的科学资源，也更集中在广州。根据2020年的数据，中国已建成的38个大科学装置中，广东只有2个；目前全国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254个，其中广东只有11个，而北京有79个，上海有32个，江苏省有20个，湖北和陕西省分别有18个和13个。如果加上正在建设的，北京有116家，上海有44家，广州有20家，深圳仅有6家。
深圳科技创新发展阶段示意 ©ISA
深圳科技创新没有遵循“基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线性创新模式，而是采用市场化牵引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按照经济规律进行创新，走出了一条“以产业创新牵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具有深圳特色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
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市场化的进程成为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发挥市场机制的关键作用，构建了技术方向企业决定、要素配置市场决定、科研成效用户评价、创新服务政府提供的活力创新体系。
深圳大部分科技公司都是通过需求导向模式开展创新。与传统创新模式不同，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能够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将需求由市场终端向上游传递，依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促进企业针对市场现状及潜在需求加大研发，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40 多年来，深圳诞生了一批又一批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步的行业领先企业，一大批科技企业崛起并蓬勃发展，企业总数超过 200 万家，科技型企业超过 3 万家，国家高新企业超过 1.7 万家，创业密度全国第一，其中深圳民营企业占 95% 以上，民营本土上市公司占 90% 以上。
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来源（数据来源：天眼查）
深圳的创新政策也始终走在全国最前列。1987 年 2 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宛如铁幕一样的计划经济体系内，撕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
1993 年 6 月，深圳市政府在全国率先以政府规章形式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则可以视为对 1987 年 2 月文件的接力和深化，它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使得来深圳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大大增加，由此在 1988 年第一波民营科技企业创业潮之后，深圳形成又一波民办科技企业的创业潮。
在1995-2000年间，新旧22条相继出台，提出了许多在当时的国内十分超前的创新政策：
在文件中以硬性规定的形式对R&D占比提出要求。
1995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发布《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即“深发（1995）32号文件”，决定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质量提高，加快深圳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重要的是，该份文件提出“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使全社会的研究开发经费在2000年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在当时甚至直到今天，全国各城市、各地方政府中，鲜有关注R&D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的，而深圳市早在1995年就特别重视这一指标，在文件中设立硬性规定。这也是到2010年深圳“R&D占比”能够达到3.6%这样一个全国几乎最高数字的动力之源。
“旧22条”提出了很多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如免征所得税、免受土地出让金等。
1998年2月，深圳政府颁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深府（1998）29号文件，即“旧22条”，至今仍被视作政府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典政策文件。“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两年免征所得税，8年半免减半征收所得税的优惠。对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除享受原有的所得税优惠，再增加两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优惠”（免征所得税）；“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项目用地，免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免收土地出让金）；等等等等。
“新22条”在原有的22条基础上，又做出了很多扩大优惠政策，很多在当时的国内是十分超前的。
在各地纷纷模仿深圳出台科技政策之后，深圳感到自己的22条政策已不具优势，遂于1999年9月24日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1999）171号文——《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修订），仍然是22条，俗称“新22条”。“新22条”与“旧22条”相比，作了很多扩大优惠政策。22条中，关于建立“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体系”，“鼓励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来我市设立风险投资机构”，等等，推动着资本与产业融合发展，在当时的国内是十分超前的。
深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金心异，对深圳创新政策作出如下评价：
在 1990 年代深圳政府允许外地自然人注册企业且可两个股东同时注册上百家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全国无二，这样中国加入 WTO 之前深圳蚂蚁搬家的进口电子元器件税率由 42% 降至 6%，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由此取得了成本优势，打垮了内地同行，这一大招，实际效果是使深圳提前 10 年加入 WTO。
华为老总任正非也多次谈及深圳两项政策对华为的影响之关键，一是1987年的“鼓励民办科技企业”政策，另一个就是22条，给予了华为等科技类公司的各类优惠和创新发展的全面支持。
总结
深圳早期的创新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实际上都围绕着企业这个市场主体进行。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的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因素，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技术实现的环节则交由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或自主研发解决，最终实现高效率的创新。
讲到这里，你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深圳有着如此高效的创新路径和如此超前的创新政策，那么为何仅有几个片区产生了创新企业的集聚现象？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详细剖析其发展脉络，敬请期待。
[1]文中引用经济数据均源于深圳统计年鉴等公开官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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